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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忠不忘


“杨匏安为官清廉,一丝不苟,称得上是模范。”这是周恩来同志对杨匏安的评价。

杨匏安,1921年入党,是党的早期党员之一,华南地区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,我党纪检监察战线的革命先驱,在党的五大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,并任副主席。杨匏安以短暂的生命历程,实现了他参加革命时立下的“公忠不可忘”的人生誓言。

“我们最服膺马克思主义!”这是1922年杨匏安在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《青年周刊》发表的创刊宣言。五四时期,杨匏安最早在广东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。从1919年6月开始,他在《广东中华新报》副刊《通俗大学校》栏目,以“世界学说”为总标题,发表了40多篇文章。在最为著名的《马克思主义(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)》一文中,他系统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、阶级斗争学说和剩余价值理论,称赞马克思主义达到当今社会进步思想的最高峰。对马克思主义的执著追求,奠定了他革命生涯的坚实基础,开启了他为信仰的革命事业而不懈奋斗的历程。

“我加入中国共产党,目的是要干革命的,是要让中国人都获得解放,过上好日子,不是为了让自己过上好日子。”这是杨匏安对母亲讲的一席话。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,铸就了杨匏安如高山般巍峨的人格,展现了共产党人无私的大爱情怀、清廉的政治品格。国共合作期间,杨匏安受中共中央委派参加了国民党的改组,任国民党组织部秘书和代部长等要职,每月有300大洋薪俸,足以买田、买地,过上富足的生活。但杨匏安除留下极少的一部分作为家用外,其余的悉数上交给党组织。事实上,由于他家人口多,生活异常艰难,7个孩子中有两个因病无钱医治而夭折,他自己还患有肺病。为补贴家用,他除了在晚间加紧写作和翻译外,还要帮家人推磨做米粑,让母亲和小孩上街叫卖。

杨匏安被捕时,敌人把他家里里外外搜了个遍,只搜到一网篮共产主义书籍、一副眼镜和7元钱。由此,联想到方志敏被捕时,国民党兵以为抓到共产党的大官可以发一笔横财,结果却一无所获,不禁让人感慨万千。古人曰:“富贵于我如浮云”。安于清贫、不慕荣华,正是共产党人的本色和气节。在共产党人眼里,所谓的荣华富贵,只不过是过眼云烟。崇高的理想,做人的操守,党和人民的事业,才是永恒的。

“再苦再累,我们也要革命到底!”当有人说“我们做这些事(指参加革命),又穷又危险,小孩子没有书读,上街也提心吊胆”,杨匏安对此作出了这样的铿锵回应。当他不幸被捕身陷囹圄、面临生死考验之时,更是表现出“富贵不能淫,贫贱不能移,威武不能屈”的浩然正气。杨匏安是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,敌人知道他的地位高、价值大,天天派国民党要员来劝降,还许下高官厚禄。杨匏安的回答总是斩钉截铁:“死可以,变节不行!”他还从狱中传出纸条叮嘱家人,“缝纫机虽穷不可卖去”。因为缝纫机是家中唯一的谋生工具,暗示家人不要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,靠自己的劳动谋生。

1931年8月,杨匏安被害于上海龙华,年仅35岁。他牺牲前写下正气凛然的绝笔诗《示难友》:“慷慨登车去,相期一节全。残生无可恋,大敌正当前。知止穷张俭,迟行笑褚渊。从兹分手别,对视莫潸然!”

常向英烈借薪火。这薪火,是信仰之火,是初心之火,是忠诚之火。杨匏安与千千万万革命先烈一样,虽死犹荣、光照千秋。他们的名字将被我们永远铭记,他们的精神和品格将激励我们踔厉奋发、昂扬前行。(向贤彪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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